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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权力配置重赋权而轻限权，则权力滥用的风险将隐藏在权力运行中。
与传统言论自由原则相比，比例原则被认为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优势：①承认利益和价值多元。这些场所的公共性都是物理世界中特定和狭义的公共性。
脸书的做法相当于直接宣布国家进入了例外状态，根据施米特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论断，[xii]脸书等平台相当于行使了传统上主权者才有的权力。[ix]简单来说，两人均认为平台包括断平台在内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具体到公共讨论和对话，正如断平台这一概念所反映的，这体现为社交平台对公共讨论的实质垄断： 第一，不通过平台，任何人在当代都无法参与公共对话。要求平台不能做坏事，就成为第二阶段规制的核心。在封禁特朗普前，社交平台近年一直因在规制仇恨言论（hate speech）和假新闻（fake news）等问题上的不作为而倍受攻击。
[xix] 这种乌托邦式想象深刻影响了人类最早规制互联网的尝试。对于第二层的其他言论，则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第四篇政务公开与数据治理。
因此，行政法典的制定既是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制度进行通约的过程，也是将重要的法规和规章进行提升的过程。从现实角度考量，行政基本法典和部门行政法典并行的体系更具可操作性。长期来看，部门法典不限于教育和环境领域，应急管理、体育管理、市场监管等领域未来都具有法典化可能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大量的党政机构合并合署改革，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均没有关于党政合署机构的规定，需要结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价值导向凝聚法理原则，明确党政合署机构的地位和权能。
因此，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或许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我国现行行政法律的立法目的看，《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公务员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第１条均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
第二，行政公开在现代社会具有加强行政监督、防止行政腐败，建设开放政府、廉洁政府的功效。（二）放管服改革之法典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简政放权的关键一招，其核心措施是大幅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二）行政法典的体例构想 行政法典化的体例安排可以说是确定一条贯穿的主线，以此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的规范体系。其直接意义就在于把一些重要的、不成文的行政法一般原则确定下来，促进了法的统一化。
２．将党政合并合署组织规则嵌入法典 党政机构合并合署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府执行力。可以说，持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机构整合、功能整合等方式，呈现出以行政整体性为价值理念，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协同合作为运行保障的基本特征。例如，各地的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政府派出机构的名义行使政府赋予的综合审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等职能，严格来说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行政法典的体例安排，学界多有建议。
再如《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便民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的标志，可以提升为行政服务的一般原则，这两项原则都应在行政行为编中予以呈现。目前主要形成三种体例建构思路，第一种是按照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逻辑设计，从行政权力的运行，分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监督行政、救济和争端解决等板块。
（二）吸纳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 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轨迹不同于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杨伟东教授则认为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有必要且能够在更大程度、更深层次上融合。
进入专题： 行政基本法典 。王万华教授认为制定行政法典应当遵循程序法典进路。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明确提出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而放管服改革则属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升级版，目前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在法典中创设党政合署机构的基本规则。
１．从行政机构改革实践中提炼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主要围绕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展开，大部制改革、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等重大改革，虽然改革目标不同、侧重点有别，但总体呈现出打破固有权力边界，强化管理职能整合以及行政系统一体化的整体政府发展趋势。适应数字政府的发展，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改变了行政运行的传统规则，因此行政法典有必要将政务公开与数据治理单独成篇。
来源：《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２０２２年上半年编制完成国务院部门权责清单，建立公开、动态调整、考核评估、衔接规范等配套机制和办法。
数字政府 中国学界最早开启行政法典化的设想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中国行政法律体系转而开启单行法先行的发展路径。另一种是诸如《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合肥市推进依法行政办法》等具有雏形意义的统一立法特征。
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政策同样是行政法典化的重要法源，可以在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中进行转化。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行政程序法（体系化或法典化）的努力及其成功为我国行政法典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法理情相互交融的法治文化都使得中国的行政法典道路注定是独一无二的。行政编制是行政组织的基本要素，目前我国行政编制没有法律规范，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该条例的性质属于党内法规。行政法典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监管。
如果将一业一证改革成果纳入行政法典，需要在吸收现行《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对于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则进行创制。综合上述，行政法典中立法目的可以表述为为了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据宪法，制定本法。
同时，由于行政审批局、综合执法局等集中行使权力的行政部门的设立，审批机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综合执法部门之间的相互衔接成为决定改革效果的关键。第一，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既是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也可以统摄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与上述观点不同，马怀德教授提出可以先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或行政法总则，建立整体性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为各类行政活动确立最低标准。将具体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损益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救助等授益行政行为，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行政司法行为以及行政确认、行政证明、行政指导等其他行政行为。
例如，过罚相当、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可以在行政处罚的章节规定。第二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党中央、国务院围绕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和法治政府的目标。而正在推进的基层治理改革明显扩张了街道办事处的权能，有的地方还授权街道办事处行使区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
就其内容而言，兼具实体与程序规范性质，与其名称并不完全吻合。所谓规划是对未来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的谋划、部署和展望，其实质是国家重大行政政策。
例如，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标准。相对于信赖保护原则，诚信原则内涵更完整，涵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决策、行政协议、行政许可等不同类型的行政活动。
行政法典的制定过程虽然艰难，但是通过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全面检视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在争论中促进行政法学理论共识的形成，行政法典化的进程本身就是为中国法治政府全面深化注入最强劲的动力，所贡献的智慧必然在世界行政法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２５）》要求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推动各级政府高效履职尽责。